“我們要嚴重地注意！注意每一個反貪污的斗爭，抓緊揭發每一個貪污事件，我們一定要做到：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1942年1月5日，延安《解放日報》針對陜甘寧邊區查處的肖玉璧貪腐案發表評論《從肖玉璧之死說起》。

肖玉璧，出身于陜西省清澗縣馬家村一個窮苦農民家庭， 1933年4月加入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大隊清澗支隊，在作戰中英勇無畏，立下赫赫戰功，身上留有幾十處傷疤。由于多次傷病嚴重，再加上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肖玉璧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肖玉璧住院期間，恰逢毛澤東到醫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戰士。毛澤東見到骨瘦如柴、身體虛弱的肖玉璧，要求為他增加營養。肖玉璧康復出院后，上級認為肖玉璧是有革命覺悟和革命貢獻的可靠老戰士，便安排他任陜甘寧邊區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

然而，這樣一名無懼生死的革命戰士，卻在金錢誘惑面前蛻化變質。肖玉璧上任后，不但以功臣自居，還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糧油偷偷倒賣出去牟利。

當時，邊區各級政府節衣縮食、勤儉節約支持抗戰，整個邊區政府每月辦公費不過30元。肖玉璧卻于任內共貪污公款3050元，根據邊區懲貪條例應判處死刑。

邊區政府很重視此案，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1941年，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肖玉璧死刑。而肖玉璧自恃對革命有功，向毛澤東寫信，請求念他過去作戰有功，希望能讓他上前線，在戰場戰死。為慎重起見，林伯渠帶著肖玉璧的信面見毛澤東。毛澤東詢問了肖玉璧案的相關情況，并征詢林伯渠的意見。

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隊伍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總數的百分之五，這股風非剎住不可！”毛澤東當場表態：還記得怎么對待黃克功的吧，這次跟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紀律規矩面前沒有特權。1941年底，肖玉璧被執行槍決，在邊區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嚴懲黃克功、肖玉璧，彰顯了我們黨反腐肅貪的堅強決心，凸顯出我們黨始終如一的鐵一般的紀律。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始終把懲治腐敗當作一件大事來抓，制定一系列法規文件，彰顯厲行廉潔政治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

1938年，陜甘寧邊區公布《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規定了可以貪污罪論處的10種行為；1939年，《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出臺，對貪污罪根據數目多少及影響大小作出處置規定；1941年5月1日批準實施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1943年5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規定政務人員應“公正廉潔，奉公守法”……

經過數年努力，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政府，被國際友人、各界民主人士評價為“中國最廉潔的政府”。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歷史上矗立起了一座廉潔政治的豐碑。

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盡管還只是在抗日根據地進行局部執政，但絲毫沒有放松對貪污腐敗和違法犯罪分子的嚴厲懲處。正是這種對腐敗零容忍的堅決態度，黨的優良作風得以弘揚，黨的紀律得以遵守，黨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得到不斷鞏固，黨獲得了事業發展真正的銅墻鐵壁。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黨的紀律和作風建設，對黨員干部的紀律要求始終嚴字當頭。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反復證明，什么時候黨的紀律和規矩得到充分尊重和嚴格執行，黨的團結統一就有保證，我們的事業就興旺發達。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嚴格黨的紀律，堅持黨紀面前人人平等，對黨內一切消極腐敗現象認真查處、嚴肅執紀，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存在。”“堅持嚴字當頭，嚴格執行黨的各項紀律，對違反黨紀的問題，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決不能把紀律當成‘橡皮筋’、‘橡皮泥’，切實維護紀律的剛性、嚴肅性。”

對于一名黨員，紀律是高壓線；對于一個政黨，紀律是生命線。在新征程上展現新氣象新作為，必須依靠嚴明的紀律作保證。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錨定更高標準、恪守更嚴要求、落實更實舉措，將黨的紀律和作風建設不斷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