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的戰士征得老鄉同意后，在延安吳起縣倒水灣村駐扎下來。由于鍋具不足，戰士們向村民張憲杰借用了他家的水缸，搭上幾塊石頭，便成了一口臨時的鍋。糧食短缺，僅有黑豆、蕎麥、糜子等帶皮難熟的食材。燒煮時，火候稍大就會水干，戰士一加水，水缸就裂開了。戰士們沒有抱怨，反而一粒一粒撿起撒在地上的糧食吃。離開時，他們還特意將開裂的水缸洗刷干凈，并留下兩塊銀元作為賠償。
對于這兩塊銀元，張憲杰起初再三推辭，但紅軍戰士態度堅決，他最終只好收下。水缸雖然不能盛水了，但張憲杰找到匠人箍好，并放在家中顯眼的位置。這口曾為紅軍煮過飯的水缸，也因此被賦予了一個光榮的名字——“紅軍鍋”。
1937年，山西省萬榮縣周王村紅棗豐收。村民聽說有軍隊要路過村子，慌了神。9月下旬的一天，八路軍排著長隊在溝邊過了兩天，卻沒有摘樹上一顆棗，連掉在地上的也沒人撿。村民第一次見到了不拿百姓東西的軍隊，見識到了八路軍嚴明的紀律。
“紅軍鍋”“不拿百姓東西的軍隊”，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抗戰時期的光輝寫照。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土地革命時期初步形成，在抗戰期間得到更為深入地貫徹。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所到之處，嚴格遵守著這一鐵律。
我們黨從建黨之初，就極其重視革命紀律，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嚴申黨的紀律。嚴明的紀律，同樣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區別于一切舊式軍隊的顯著標志。據《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大事紀實》記載：“1927年10月23日，工農革命軍在毛澤東的率領下抵達荊竹山。戰士們由于長途跋涉，饑餓難忍，刨了老百姓的紅薯吃，違反了群眾紀律。毛澤東得知情況后，于次日在荊竹山雷打石上召開大會，要求部隊官兵嚴格遵守群眾紀律，和山上的王佐部隊搞好關系，做好群眾工作，同時提出了人民軍隊最早的三項紀律。”
這“三項紀律”是：“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1929年以后，毛澤東又將“三項紀律”中的“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后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
1928年夏，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
這就是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形成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初期版本。“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逐步成為人民軍隊紀律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明確遵循。
王同富，1943年參加革命，在部隊擔任后勤工作。據這位抗戰老兵回憶：“不管走到哪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不能犯，誰也不能犯。有時候，比如我要是摘個蘋果吃，你和我在一起就會說，這是群眾的，咱不能吃，你得趕緊把蘋果給人擱那。我們還有個規定——向群眾借的東西沒還的不能走，用了群眾的東西沒付錢的不能走，所在的院子沒打掃干凈，水缸沒給人挑滿的不能走，必須得做到這些。”
1947年10月10日，面對解放戰爭新形勢，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并向全軍發布，規定“三大紀律”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從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全軍的統一紀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深刻指出：“我軍作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始終同人民站在一起，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軍一開始就建立了嚴明的群眾紀律，軍之所至，秋毫無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影響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官兵。”2015年1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指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那么幾條，很容易記，更容易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我們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打敗窮兇極惡的敵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鐵的紀律保證。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實現黨的使命任務，同樣要靠鐵的紀律保證。歷史和實踐表明，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從戰爭年代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新時代的中央八項規定，是傳承，更是承諾。我們黨始終與人民風雨同舟、心心相印，以嚴明的紀律、優良的作風，踔厲奮發、砥礪前行，不斷創造新的歷史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