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二十世紀初福建閩江流域的農民家庭，早年接受新式教育，考入燕京大學攻讀社會學本科，后師從吳文藻教授，攻讀碩士繼續深造。
他是冰心《我的老伴——吳文藻》中記述的“吳門四犬”。同為閩籍鄉親的師母冰心，對他特別關愛，推薦留學、促成婚姻。
他一生扎根于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和民族研究，致力于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學科發展與教育工作。
他就是我國已故著名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終身教授——林耀華。
把種子埋進土里
1934年春日的一個午后，一位穿著短衫學生模樣的青年，站在福州郊區南臺島南端義序村的一座牌坊前，手拿記事本，認真地記錄著。他的身旁，榕樹的新芽、村舍旁盛開的小花，連同一位農夫牽著耕牛的背影，勾勒出一幅色彩明艷的早春畫卷。
這位年輕人，就是《金翼》一書里“小哥”的原型林耀華，他從北平燕京大學返回福建老家，來到福州義序開展田野調查。
林耀華選擇位于閩江下游的義序村作為研究地點，主要是因為它是一個典型的同姓村。在那里，傳統的家族制度發育得非常充分。村里的黃氏家族歷史長、規模大，家族制度較為完備，具有社會學的“典型”意義。出生于閩江中游古田黃村的林耀華對那兒的一切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他熟悉這里的風土人情，與之氣息相通。
林耀華的這次田野調查，得到了村里長者的幫助，帶著他走遍了村里的每一個角落，訪農家、進祠堂、閱族譜、察村情，探尋地名由來。其間，林耀華將收集到的人口調查內容印成表格，挨家挨戶詢問，收回表格后當天晚上校對，效率很高。
三個月后，林耀華離鄉返校，開始論文寫作。1935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碩士論文《義序的宗族研究》。
林耀華早期關于中國社會的研究主要是運用中國傳統考證的方法，通過文獻探究思想的歷史起源與實踐。從義序宗族研究開始，林耀華從以文獻為主的研究，轉向以田野調查為主的實證研究。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積累了大量的文獻遺產，中國的文化研究必須重視史料的收集與整理，重視古跡古物的研究，但還要不畏辛苦調查現存的社會實踐，堅持文獻研究與實地調查的相互補充、國學與民俗知識的并重。在研究方法上，用實際生活驗證概念，而非簡單以抽象概念套實際生活。關注個人在整體中的位置和實際生活，個人在社區、組織、結構和關系中的生活，以具體翔實的“人生程序——儀式關系——角色卷入”的生活民俗志描寫，詳盡展現中國式宗親關系的特點和中國農村家族制度的實貌。
1940年，林耀華根據他在家鄉的生活經歷，以及他本人田野調查搜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和研究，寫成了小說體著作《金翼》。
這本書描述了兩個農村家族興衰的歷史，展現了人類學理論對社會變遷歷程的深度解析。林耀華將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置于時代變遷的大背景下，展現出一幅“小家”與“大國”命運交織的歷史畫卷。正如“把種子埋進土里”，是對在千難萬難中也能生長出希望和前景的人生總結。林耀華借此傳達一個理念：中國的學術研究只有扎根中國的田野與實際，關注人民的生活，在生活中尋求真相，才能有發展的不竭動力和為人類貢獻中國智慧的可能。
三上涼山的佳話
1941年，林耀華放棄哈佛大學的教職，回國投身到吳文藻等愛國知識分子掀起的支持抗戰救國、維護祖國統一的邊地研究中去。他懷著對民族學的極度熱忱，開始籌備對邊遠地區的社會文化進行實地考察。
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華開始了在大小涼山彝族腹地的田野工作。
涼山腹地自然條件惡劣，在進入涼山腹地之前，許多人都苦苦相勸，勸他不要冒險深入。林耀華志向堅定，不為所動。
林耀華機智勇敢，考慮周全，在進彝區之前，他按彝人的習俗，和擔保他們通過彝區的當地保頭一起飲血酒盟誓。考察過程中，考察團隊充分尊重彝族習俗，受到彝族朋友的尊重。
深入彝區后，既要面對山高路陡的地形、陰霾萬狀的森林，還要面對吮人血肉的螞蟥。但林耀華沒有退縮，在涼山腹地，歷時87天，數度遇險，終于完成了田野考察報告——《涼山夷家》。書中對當地生態、語言、親屬、經濟、社會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將一個被人們視為神秘的羅羅（彝族舊稱）族群客觀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1975年，林耀華二上涼山，寫成了《涼山彝族今昔》一文，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后涼山彝族地區的社會變遷和喜人變化。
1984年，74歲的林耀華為指導研究生實習三上涼山，拜訪了當年保他入涼山的里區打吉和里區老穆的后人。彼時里區打吉已過世，當林耀華拿出40年前拍的老照片讓村民們目睹前輩族人的風采時，打吉的兒子激動地用彝語喊出“父親”，此情此景感染了在場的所有人。回京后林耀華寫成《三上涼山——探索涼山彝族現代化中的新課題及其展望》一文，分析了彝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互動的現狀并提出建議。
自第一次上涼山開始，林耀華對于涼山彝族的研究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他持續關注新中國成立后其社會發展和轉型，見證了彝漢從隔閡到團結的歷史。
涼山由此成為林耀華牽掛的心靈家園。2002年12月，林耀華先生的家人尊重先生的遺愿，將先生積攢下來的10萬元捐獻給涼山大學，設立“林耀華教授彝族大學生獎學基金”，繼續為涼山的教育和發展作出貢獻。
“田野是人類學的不二法門”
林耀華更愿意用“田野求真”來概括自己的田野調查經歷。
1950年7月6日至9月23日，兼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的林耀華率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三校師生25人組成暑期內蒙古工作團抵達呼納盟（今呼倫貝爾盟）進行“田野求真”。這是北京市高校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調查活動。這次社會調查梳理了呼納盟各旗民族分布、遷徙歷史等，形成了《內蒙古呼納盟民族調查報告》。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民族識別任務艱巨，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全國上報的“族稱”有400多個：有的用自稱，有的用他稱，有的用民族內部分支的名稱，還有的是地方籍貫名稱或特殊職業的名稱等。民族識別要做的，就是要分清這些自報名稱的民族成分，以確定其族稱，保證他們享受民族平等權利和各項民族政策。
1954年5至10月，林耀華率隊到民族數量較多的云南，對當地少數民族的不同支系進行識別。調查組以嚴謹的作風確定了不同地區的彝、白、傣、苗、哈尼等族屬。
林耀華的田野考察成果豐碩，然而在這背后，不知克服了多少艱難險阻。林耀華的學生陳永齡回憶說，“在進入山區后，我們要通過一片沒有道路的山林……在一個懸崖附近，我一腳踩在松軟的地方，徑直就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暫時停住。林先生想辦法把我拽了上來……天漸漸黑了，樹林中沒有路，當天又剛下過雨，衣服都濕了。林先生憑田野工作的經驗，要生火防御野獸……有一次，騎在馬上的林先生不小心被樹枝卡住，他騎的馬因為受驚而向前瘋跑。林先生從馬上掉下來，可腳還卡在馬鐙里。就這樣被拖出幾十米，幾乎昏迷，穿的風雨衣全掛破了。”
林耀華一生奔走于田野之中，他說，自己只有寧夏和臺灣二地未曾涉足，一直引以為憾。他一生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做到了“親力親為”。林耀華口中常掛著這樣一句話：“田野是人類學的不二法門”。他要求自己的學生做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時，必須深入一線，還強調“處世尚誠實厚道，治學惟從容嚴謹”，要無欲無求，不為雜念所動，保持平和的治學心態。做到這點，即使遇見艱澀的問題，也能實事求是、一絲不茍地對待和解決，進而為學術和社會作出貢獻。
（劉劍峰 作者單位：福建省寧德市古田縣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