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中國著名的建筑學家、建筑史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早年就讀于清華學校，后到美國留學，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學院修習建筑專業，1928年回國后，曾先后任職于東北大學建筑系、中國營造學社和清華大學建筑系。終其一生，梁思成在現代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城市規劃、歷史文物保護、建筑學術團體的創建和組織等多個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在艱苦的環境中，梁思成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行，才思敏捷的詩人林徽因，一直與丈夫一起并肩戰斗，兩人共同為新中國的建筑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保護古建筑：初識共產黨
1948年，解放戰爭到了關鍵時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梁思成被國民黨政府率先列入“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名單。是走還是留？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已在清華大學建筑系安家立業的梁思成夫婦面臨著選擇。他們堅定地留在了大陸。
梁思成曾自白，他之所以留在北平不走，一方面是由于“對反動政府已不存絲毫幻想”，另一方面是對社會主義有期待，他“自己認為在思想上同共產黨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這里等共產黨來”（梁思成《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其實，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對政治不熱衷、不敏感的學者，梁氏夫婦做出如此決定，更多的是出自學者的家國情懷，他們對于建立一個完整、強大的民族國家充滿期待，也愿意以自己的一技之長服務于新社會，盡更多的社會責任。此外，和中國共產黨的初次相逢與合作，讓他們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政權很有好感。
過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圈子里多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和左翼學者接觸不多。梁思成對共產黨的好感是點滴積累來的，如家中的保姆給他講過八路軍軍紀嚴明的事，還有一次，他親眼看見一個解放軍戰士，走三里路就為了給老鄉歸還一個破柳條筐子，這讓情感豐富的梁思成“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更大的觸動是一次突然的到訪。1948年12月下旬，兩名解放軍軍官在張奚若的陪同下，到清華大學拜訪梁家，囑托梁思成在軍事地圖上標注出北平城區及周邊的重要文物建筑，如果迫不得已需要攻城，炮火可以避開這些區域。兩軍相爭狀態下，共產黨表現出的對文物的重視和謙虛求教的態度，讓梁思成深受觸動，他和林徽因毫不猶豫，當即完成了標注的工作。多年后，梁思成談起這段經歷時，還感慨良多：“童年讀《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兩句話，那天在我腦子里具體化了。過去，我對共產黨完全沒有認識。從那時候起，我就‘一見傾心’了。”（梁思成《我為什么這樣愛我們的黨》）
與此同時，梁林二人積極配合的態度和認真高效的工作，也給共產黨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黨中央為了在解放戰爭中保護好各地文化遺產，第二次特地派人到清華大學請梁思成編寫相關資料，希望在戰爭中避免或減少對珍貴古建筑的破壞。這是梁思成一直擔心而又不敢奢求的大事，他接到任務時甚至感動得聲淚俱下。
士為知己者死。梁思成積極組織清華大學建筑系朱暢中、汪國瑜、羅哲文、胡允敬等教師組成工作小組，夜以繼日翻書查資料。林徽因對此也十分支持，她和梁思成一起商定了編撰原則，還細致審閱了最終定稿的條文。最終，只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高效完成了任務，編纂成一本《全國重要文物建筑簡目》。1949年3月，該書的手刻油印本就已發至軍中，1949年6月，又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圖書文物處鉛印發行。這本《全國重要文物建筑簡目》雖然只是一個簡目，但它“不僅在解放戰爭時期起到了保護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開展古建文物調查、保護、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積極作用”（羅哲文《憶我與梁思成老師十事》）。
這兩次合作給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與一些共產黨高層領導的接觸，讓梁思成對共產黨的好感進一步加深。北平解放不久，在一次會議上，梁思成初識彭真，寒暄之際，彭真引用了梁啟超著作中的幾句話，對梁思成說：“我相信梁啟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會擁護共產黨的。”彭真對梁啟超著作的熟悉，讓梁思成吃了一驚，也讓他對共產黨的干部進一步產生了親近感。之后不久，在給老同學的一封信中，梁思成感嘆道：“清華比北平城早獲解放一個月，從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軍的紀律就給了我們極深的印象。接著與中央方面的種種接觸，看見他們虛懷若谷，實事求是的精神，耳聞目見，無不使我們心悅誠服而興奮。”（梁思成《致童寯信》）
投身新事業：主人翁的激情
新中國需要一套新標識，國旗、國歌和國徽的確定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而后決定公開征集國旗、國徽方案及國歌詞譜。在國歌、國旗的確定上，梁思成以專家身份參與了評審和完善工作，而在國徽的設計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則擔負了負責人和領導者的重任。最初，在籌備會公開征求國旗、國徽方案的啟事發布后，梁思成即組織清華大學營建系師生積極設計，“大家懷著對新中國無限熱愛的心情，夜以繼日地精心構思，繪制了幾十個國旗圖案和十多個國徽圖案送去政協籌委會”（朱暢中《梁先生和國徽設計》）。后來因為公開征集來的方案欠佳，由周恩來提議，改為由梁思成領導的清華大學設計組和張仃領導的中央美院設計組分別開展設計工作，在兩組之中選擇一個最佳設計方案。
梁思成帶領清華大學營建系師生開始了廢寢忘食的設計工作。一方面，梁思成充分發揮他的組織能力，積極調動、分配各方資源，林徽因、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羅哲文、莫宗江等，都得以各盡其責。與此同時，梁思成還親自帶領國徽設計小組的師生們，一起做方案，從動手畫草圖，到繪正式圖，從各方面進行探索，反復討論磋商。超負荷的工作讓梁思成的健康加劇惡化，梁思成的身體本就不是很好，青年時左腿骨折過，后又罹患脊椎軟組織硬化，一累就容易病倒，但病情再重也壓不住他的工作熱情。病倒在床，還經常和林徽因及其他同事討論方案設計。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樣忘我，用他們的兒子梁從誡的話說，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筑、文物、美術、教育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統統加以實現。1950年，在外地的女兒梁再冰回家，發現客廳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徽“作坊”，父母正全神貫注埋頭工作，家中沙發上、桌子上、椅子上擺滿了紅、金兩色的國徽圖案草稿。有時候，身體實在虛弱，林徽因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仍然指導學生繪圖，教他們畫五星、天安門、稻麥穗、齒輪的技法。
因為工作強度過大，到了最關鍵的國徽審查會議的那一天，1950年6月20日，梁思成病倒了，竟沒有辦法參加現場評選，只好委托時任營建系秘書朱暢中代為出席。最終，梁思成率領的清華大學設計組勝出。此后，梁思成又推薦清華大學教授、雕塑家高莊設計塑造國徽立體浮雕模型。征得中央領導的同意，高莊對原有圖案細節進行了精心修改和進一步完善。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國徽圖案及圖案說明。
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相比國旗、國徽的設計，要復雜得多，也曲折得多。梁思直接參與了紀念碑的設計和方案審查工作，在關于碑座設計風格的爭論中，他的“赤子之心”體現得淋漓盡致。
1951年，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設計組繪制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三種草圖，其中一個方案碑座是于高臺里開門洞的設計，梁思成因在病中，未及過目，就被工作人員遞呈市委。知曉設計方案后，梁思成焦急萬分，他認為這種設計在視覺上缺乏安全感，同時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質，還違反結構常理。為此，一向是“謙謙君子”的梁思成慷慨上書北京市市長彭真，直言不諱地對草圖設計提出批評，說服市委放棄了這一設計思路。
梁思成對紀念碑的設計工作持有十二分的責任心，他說要“以對國家和人民無限的忠心，對英雄們無限的敬仰，不能不汗流浹背，戰戰兢兢地要它千妥萬帖才放膽做去”。為了達到“千妥萬帖”的目標，梁思成和林徽因不僅在紀念碑外形問題上據理力爭，還帶領清華師生吸收古今中外設計經驗，在碑身的尺度、比例、曲線上做了許多工作。作為詩人，林徽因富有文藝才華，她負責了紀念碑的部分美術設計工作，為碑座、碑身設計了全套紋飾，并對紀念碑的整體造型、結構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意見。他們精益求精的工作，最終讓紀念碑的造型以盡可能完善的狀態呈現給世人。
從“他們”到“我們”：赤誠不改
共產黨的賞識和信賴，和人民政府之間幾次愉快的合作，讓梁思成夫婦無比振奮，也讓他們對共產黨、新政府產生了發自內心的認同。“每一項成就都使我的心進一步愛這個黨。不知什么時候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話里，‘他們’已經變成了‘我們的黨’了”（梁思成《決不虛度我這第二個青春》）。1956年，雖然之前無辜遭到了批判，梁思成仍然積極申請加入黨，并直接向毛澤東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的學生樓慶西后來回憶，在和梁思成的交談中，“我感到他將黨看成一個很純粹的組織，只有具有高尚人品的人才能加入”（樓慶西《〈梁思成與他的時代〉讀后感》）。1959年1月，經毛澤東批示、黨中央同意，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終其一生，學者梁思成以一種少見的赤誠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雖然在特殊時期，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也從無怨言，他絕對信任黨的領導。其博大的胸懷，杰出的成就，對祖國、黨和人民的忠誠和奉獻，讓人由衷敬佩。
（作者：費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