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古往今來，長江憑借特有的自然景觀、獨有的戰略地位和不斷豐富的文化底蘊成為歷代文人墨客抒情寫意的意象。從先秦的老莊、屈原到唐宋的李白、蘇東坡，再到現當代的沈從文、廢名、汪曾祺、王安憶，他們書寫長江的作品中，不乏懷人、思鄉、憶事、感時的典范之作，我們從中既能看到長江流域的風物之變，又能窺見中國人精神文化風貌的變遷軌跡。
1.敬山敬水：原生態的長江
孔子的“樂山樂水”，孟子的“仁民而愛物”，荀子的“天行有常”……這些傳統樸素的生態倫理思想表明，很早以前人們就開始思考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書寫長江的詩文卷帙浩繁。在上古的神話敘事中，長江被披上了神秘主義的面紗，成為人們敬畏的神靈，也帶來了審美意識和想象力的啟蒙。古老的巴蜀、荊楚、吳越文化在此處孕育，璀璨的華夏文明展開了炫麗篇章。華夏人民一方面賴此安居，另一方面又心存敬畏，反映在文化上，是濟災治水的傳說、浪漫瑰麗的愛情和無可奈何的人世感嘆。巫山神女瑤姬助禹治水，娥皇女英淚染斑竹，屈宋辭賦中的帝閽、西皇令人神往。從《詩經》《離騷》到唐宋詩詞，無數文人墨客借景抒情，或憑吊歷史、或寄托相思、或感慨人生。
“猿啼”是詩人們不約而同描繪的一個場景，李白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人盡皆知。此外，還有杜甫的《登高》、屈原的《九歌·山鬼》、白居易的《琵琶行》、林鴻的《巫峽啼猿歌送丘少府歸四明》等。除了“猿啼”，蘇軾、溫庭筠等人的詩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數叢沙草群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峽深明月夜，江靜碧云天”，則為我們呈現了長江流域碧水藍天、綠樹掩映、人魚鳥獸和諧共處的美麗景象。
古人筆下的長江美不勝收，但一些詩作也不乏無奈的感慨，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借巫峽漁人的歌謠道出，“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自古三峽，地狹水險，無風波狂，疊嶂蒼蒼。它有獰厲的美麗，對于古時的行船人，三峽就像一個陰晴不定、心事難度的暴君，無數行人過客的生命曾葬送于此，令聞者懼、行者憂。
《詩經·國風·周南·漢廣》講述一個男子看見傾心的姑娘想去追逐，奈何江水連天，無法泅渡與跨越，只能望江悲嘆“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宋代詞人李之儀也書寫了類似情狀，《卜算子·我住長江頭》中的“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將一個隔江翹首思念愛人的形象生動地凸現出來。悠悠長江，既是有情人遙寄情思的天然載體，也是他們千里相隔的天然障礙，所導致的無盡相思和無窮別恨，引發了“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的千年感嘆。
放眼現當代文學，也有諸多作品反映了長江帶來的生活多艱。鄢國培的小說《長江三部曲》和蔡其矯的詩歌《川江號子》，都描繪了在沒有通航的川江上，船夫們唱著“纖夫尸骨埋江底，老板年年添新船”的哀歌，用生命與急流搏斗，在險灘、陡壁中艱難地討生活。川江舟子這千年的血淚不過是一個縮影，反映了科學技術不發達的過去，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2.竭山竭水：工具化的長江
近代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逐漸喪失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萌生了能征服自然的錯覺，肆無忌憚地壓榨自然。新中國成立后甚至一度喊出“人定勝天”的口號，“大躍進”的態度和方式給生態環境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破壞。
雖然航運發展給長江兩岸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也伴隨著其他不可逆的副作用。在當代作家的筆下，橫渡長江已非難事，《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每天都坐輪渡渡江上下班，“上了輪渡就像進了自家的廠，幾乎全是廠里的同事”。然而，長江及其周遭的環境，卻因肆意排污遭到嚴重破壞。虹影《饑餓的女兒》中有這樣的描寫：“污水依著街邊小水溝，順山坡往下流。垃圾隨處亂倒，堆積在路邊，等著大雨沖進長江”；蘇童《南方的墮落》中的長江則徹底改變了面貌：“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過的河水泛著銹紅色，水面浮著垃圾和油漬，向下游流去。”還有歌謠這樣唱道：“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質變壞，八十年代魚蝦絕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此外，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喬邁的《中國：水危機》、徐剛的《江河并非萬古流》《長江傳》等作品，也揭示了這一觸目驚心的水環境惡化。從當代作家筆下的長江景觀中已感受不到任何原生態氣息，“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似乎已成為絕唱。
生態的破壞還帶來了物種滅絕等諸多問題，被稱為長江生態“活化石”的長江江豚，數量逐年減少，目前僅有1000頭左右。兒童文學作家黃春華、諸川匯以此為主題分別創作了環保童話《生命之球》《安迪歷險記：尋找長江女神》，故事的主人公是生活在長江的江豚，小說講述了江豚面對滅絕的危機如何自救，從側面敲響了人類自救的警鐘：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如果生態環境不斷遭受破壞，動物將瀕臨滅絕，我們人類同樣難以幸免。保護大自然就是保護我們自己。作家們希望借這些作品引導孩子從小樹立環保意識，呼吁全社會行動起來共同保護人類家園。
生態環境的惡化帶來的不僅是環境的改變、美和文化的退場，更可怕的是精神文明的消逝。已經有作家開始從文化倫理學的高度呼喚大眾的自然生態良心。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追尋長江，將長江作為連接昔日輝煌文明與今日現代化的文化紐帶，稱其為“我們的父親”。面對長江美好的生態與文明，隨著時代變遷逐漸萎縮，他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傳遞了文化傳承重任與時代發展內在要求的沖突，點明了這個時代深層的文明陣痛，從文化反思層面提出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層思考。
3.樂山樂水：和諧的新長江
隨著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越來越重視，長江也開始煥發新的容顏，關于人與長江和諧相處的文學作品也越來越多。2013年陳前主編的《中國夢·長江行：寫給長江的報告》、2015年王玉德主編的《長江文明之旅》叢書、2018年范春歌的《兒行千里——沿著長江上高原》、2019年徐魯的《追尋》等，從不同角度展現了長江流域近些年來的變化。還有李展鴻在《中國人的長江史詩變奏曲——“2019美麗中國行”參訪三峽大壩》的報道中，回顧了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前世今生以及給整個三峽地區帶來的巨大變化。三峽工程的建設，不僅改善了長江上游的水域條件，減少了洪水災害，每年還提供大量清潔能源，提高了長江中下游的通航能力，為沿江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流域內群眾安居樂業提供了切實保障。三峽工程，就是人類與自然共贏的最好例證。另外，動物也在檢驗著我們的生態修復成果。在《“網紅省鳥”“環境管家”“兩山銀行”——來自長江邊的江西故事》這篇報道中，我們看到了沿江生態令人欣喜的變化：“鄱湖浩渺，風光旖旎，水落灘出處，白鶴嬉戲玩樂、展翅飛翔。”白鶴重新出現的背后凝結著廣大干部群眾修復長江生態的不懈努力。
長江塑造了江邊人群的生命特質和精神風貌，融進了江邊居民世代傳承的基因里。一些海外華文作家，遠離故土多年后仍念念不忘長江。比如，在旅美華人作家聶華苓的創作中，長江與三峽一直都是極其重要的文化意象，《失去的金鈴子》與《桑青與桃紅》就是典型代表。更進一步，長江還塑造了一種文化集體無意識，劉醒龍在《上上長江》中呼吁，“只有當自己有了獨立的靈魂，長江才會成為我們的母親河”。在這些作家心中，長江已從自然長江升華為人文長江和中國人靈魂的棲息地，這與當下生態意識的轉變密不可分，也無形中為當下的生態環境治理注入了有力的內在催化劑。
長江蘊藏著巨大的財富和生產力，也承載著文化和文明，更關乎我們子孫后代的幸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長江經濟帶建設與生態建設相結合，已經取得了諸多成就。時有媒體報道沿江生態令人欣喜的變化，為我們展現了生產和生態雙贏的可能。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南京市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把長江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如今，長江經濟帶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其生態狀況關乎大局，“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已成為長江文明建設的新共識。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文化問題，只有將生態問題放到普遍的文化語境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些問題出現的根源并找到解決之道。（作者：艾尤，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