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發蒙之書有“三百千千”之謂，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這些蒙書，在教小孩子識字的同時，濃縮了不少典故，其中蘊含著做人的道理，固然有些道理陳舊迂腐、不合時宜，但有些道理今天看來還是有價值的。
《千字文》是南北朝時期梁朝一位叫周興嗣的官員編纂的。這背后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梁武帝雅好書法，那時書圣王羲之的字已極受人們重視，他令一個叫殷鐵石的官員，從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中選出一千個字來，打算要以此為范本教諸王學習書法，這一千張紙雜亂無序，要是能使之有序該多好，梁武帝想到了頗有才思的周興嗣，令他將這一千個字不僅串成一篇文章，還得是韻文。周興嗣忙了一夜，終于完成任務，而這一夜之間，他的頭發都熬白了。
《千字文》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在眾多的發蒙作品中脫穎而出，從南北朝一直流行至今。它講天文地理，也講人文歷史。
《千字文》中有“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信使可覆，器欲難量。墨悲絲染，詩贊羔羊”幾句，說的便是做人的道理。
一個人不可能沒有長處，也不可能沒有短處，彼此的長處與短處是不一樣的，那該如何面對這一情況呢？《千字文》說對于別人的短處，不應妄加評論，對于自己的長處，也不應驕傲自大。
為人處世，以信為本。《論語》記載孔子的一個學生有子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這便是“信使可覆”這一句的來源。我們常會用“言而有信”或“言而無信”來評價一個人，許下的承諾只有實現了之后才是“信”，否則便成了“空頭支票”。有子提示我們，予人承諾要謹慎，如果這承諾是符合道義的，那么承諾變成現實的機會就更大。君子不僅講信義，還要有器量，以寬容之心面對他人的過失。
“墨悲絲染，詩贊羔羊”這兩句不像前面四句這么好理解，這其中包含著典故。《墨子》中有一篇《所染》，絲本是潔白的，人們將其染成不同顏色，制成絢麗多彩的服飾。墨子對染絲這個環節十分敏感，發出了這樣的悲嘆：“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當然不只是就絲論絲，他還提到了“士亦有染”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的朋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那么他的家庭就會日益興旺，名聲就會日益顯著，反之與損友交，久之則身敗名裂。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其中召南篇有一首《羔羊》，這詩一共十二句，我們只看最后四句，其他幾句表達的意思與此相同：“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說的是召南的卿大夫們，身著用素絲縫制的羔羊皮衣服，公事辦完后從朝堂回家悠閑自得的樣子。“委蛇”，鄭玄解釋為“委曲自得之貌”。正所謂詩無達詁，關于這首詩的內涵聚訟紛紜，有一種說法認為這首《羔羊》，是稱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墨悲絲染，詩贊羔羊”，這種對清白的向往，當然不止于《詩經》，不止于墨子。從唐人白居易之“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到宋儒周敦頤之“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從元人詠梅之“心事歲寒元不改，一生清白堪同守”到明代于謙之“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清白是我們這個民族對于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倘若天地正氣有顏色的話，一定也是清而白的。（陳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