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近年來，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客觀上有著此消彼長的態勢。”中國經濟的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之間是什么關系，它們是不是矛盾的？這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如何理解？

何為內循環

什么叫內循環？我認為內循環有三個內涵：

第一、要提升中國的最終需求。最終需求上去以后，才能讓國內的市場遠大于國外。中國經濟現在部分做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們的國際貿易量除以GDP是64.5%，現在是35.7%左右，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經濟每100塊錢的GDP有9塊是貿易順差，現在是1塊錢左右。國際經濟的動蕩對我們的沖擊，直接從需求上講，就是沖擊真正依賴國外市場的這部分。廣東、浙江沿海一帶的企業，還要進一步開發國內市場，把對國外市場的依賴度再降下來。

第二、要建立統一的全國大市場。舉一個例子，現在中國有多少家電梯廠？600家，這怎么生存？全國形成統一大市場就不可能有600家，一定要有企業兼并重組。美國在憲法中就明確要求各種稅金、捐稅、關稅必須全國統一，不允許各州設立貿易關卡。所以內循環要求我們，進一步打破區域間的產品和要素流動的藩籬，推動相關產業兼并重組，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第三、要提高科技的自主創新能力。當前以人工智能、通信技術、生命科學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很可能導致國際經濟大洗牌，贏者通吃的前景不容忽視。近年來西方國家高度警惕中國的科技進步，已經在一些領域設法進行封鎖。因此內循環也要求我們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對于一些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往的外循環

對應這三個內循環內涵，以前的外循環有什么內涵呢？

一是需求依靠國外。基本模式是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加工后再銷往國外，1998年這類貿易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一度達到了53.4%，2018年已下降至27.5%。

二是資金來自于國外。外商投資現在很低了，13萬億美元GDP中才占1300億美元，1%的水平，已經很少了，1993年該比重一度超過了6%。

三是科技來自于國外。我們過去很喜歡搞合資企業，用市場換技術，引進外國的生產線和技術工藝。

外循環的作用

內循環和外循環這兩者之間是什么辯證關系呢？從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層面上講，兩者是對立統一的，是不矛盾的，盡管對單個地區、單個企業來說，兩者可能是矛盾的。為什么這么講？現在，內需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主要來源，我們的市場份額占全球經濟的比重，按照購買力平價算是20%多，按照市場匯率算為16%，今年有可能還上升一點。占全球1/5的市場，再發展當然主要靠自己，不能靠境外的市場。所以第一個要求，內循環是國內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動力來源，內循環帶來量。

外循環的意義何在呢？外循環刺激我們提高質。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是參與國際競爭。比如格力電器要出口，無形中必須要按照國際標準做事，有這個壓力，必須學習。學習者不光是企業家、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員。我們為什么過去落后？從歷史上看，明初以后不搞國際貿易，搞了海禁。一旦不學習就不能進步，過去五百年的慘痛歷史告訴我們必須學習，不能關起門來自個兒競爭。

其次是能夠讓我們領先的技術向外推廣。舉一個例子，抖音是很先進的，它的算法很牛，年輕人喜歡，這個技術我們領先，如果抖音不去歐洲、不去美國，就在國內玩兒，很難保持領先，只有把自己的平臺往外擴大，才能贏者通吃。有人說，我們中國人多，占全球1/5，不用學英語了，講漢語就行了。這個不對，人再多，關起門來沒用，別人也有可能故意來找茬兒，所以學外語就是這個道理，這是外循環根本的要求，強迫你睜開眼睛，這樣中國的好東西才能對外推廣，好的技術才能推廣，最終才能做大做強，要不然再好的玩意兒悶在家里也爛掉了。平臺的作用也是同樣的道理，美國人最善于搞平臺，可口可樂、麥當勞、漢堡王、好萊塢廣義地講都是平臺。

所以說外循環要求我們：要主動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知識、技術與理念，不要認為競爭對手的一切都不值得我們學習，反過來講，越是競爭對手，我們越要虛心學習它的優點，保持冷靜，才能最后在競爭中、合作中勝出。所以內循環和外循環不是矛盾的對立面，實際上是統一的，內循環給我們帶來了量，讓很多百姓過上好日子，能夠從脫貧之后走向中等收入水平；外循環能夠促使我們提高質，在全球競爭中保持競爭力，質跟量兩者都需要，不要只強調一方面而荒廢另一方面。

內循環的關鍵

內循環是中國經濟增長、百姓收入提高的根本動力，那么如何促進內循環？

第一、要釋放潛在的市場需求。當前中國社會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和10億較低收入群體，對于前者，建議在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加強基礎性公共服務，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釋放私人消費；對于后者，建議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用3個五年計劃時間，再幫助4億人口邁入中等收入群體，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建議在城鎮化方面下大力氣，要讓那些城市中的外來務工人員變成城市的居民，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落戶。

第二、轉變經濟的發展重點。改革開放40年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是什么呢？就是要給地方政府官員合適的激勵和約束，使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但過去地方政府的激勵主要在生產環節，官員的主要激勵是抓生產、抓項目、抓投資。現在要適當調整激勵方式，引導各級政府想方設法抓本地的收入和消費，建議研究將部分稅收由生產環節轉向消費環節，由生產地征收改為消費地征收，同時建議將居民的滿意度調查納入干部評價考核體系，激勵各級干部更加關注民生和消費。（李稻葵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