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煙票，值不了幾個錢，就是我給老局長的過節禮物，請務必收下。”這是浙江省東陽市紀委監委創作的廉政微電影《一張煙票》中的情節。
微電影取材于現實。小小的煙票曾一度成為當地請托辦事的“敲門磚”、黨風政風的“腐蝕劑”，嚴重侵蝕了地方營商環境、政治生態。
一張薄薄的票據，標有香煙類型、數量、可以兌換的門店等信息。在東陽市紀委監委的涉案財物保管室里，有著各式各樣的涉案“煙票”。
市紀委監委第五紀檢監察室副主任匡錦華介紹，這看似不起眼的“煙票”，不僅能兌換成條成箱的香煙，還可以直接折價成千上萬元的現金。
2019年2月，東陽市紀委監委對市煙草專賣局原黨組書記、局長吳亞軍進行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在調查中發現，吳亞軍違規開辦經營3家煙草零售門市部，不僅從事卷煙零售，還以私自印制、銷售、回購“煙票”等方式瘋狂斂財。至案發時，從這3家門市部賣出的總計1900多萬元“煙票”尚未兌現。
吳亞軍33歲就擔任東陽市煙草局長，曾干出不錯的業績。從2000年開始，在物質利益的驅動下，他產生了“既要當官又要發財”的錯誤觀念，走上“靠煙吃煙”的斂財之路。
匡錦華告訴記者，吳亞軍以妻子龍某的名義成立了特而福公司，并設多個門市部，一手經營香煙，一手倒賣“煙票”牟利。由于其掌握全市香煙配額分配的權力，他的門市部香煙品種齊全，印制的“煙票”兌換方便，備受顧客青睞，產生的收益逐漸超過了香煙銷售利潤。截至案發，吳亞軍共獲利7200余萬元。
“直接送煙太扎眼了，基本上都送不出去，煙票攜帶方便、隱蔽性強，更容易接受。”吳亞軍的營業員經常向顧客推介“煙票”。其他煙店在看到“煙票”中蘊藏的商機后，也跟風效仿。
一段時間以來，“煙票”在企業商人和黨員干部間流轉套現，一些企業、群眾辦事，都用“煙票”打點關系，助長了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的不良風氣，嚴重影響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
另外，吳亞軍在處置老煙草大樓及新煙草大樓的過程中，接受利益輸送，貪污公款。他長期占用煙草公司房屋，甚至讓煙草公司職工為其卷煙零售店打工，并且先后挪用公款8400余萬元用于私人炒股、償還貸款以及為自己公司經營性貸款提供擔保等用途。
2018年8月，因擔心問題暴露，吳亞軍將特而福公司部分賬本燒毀，又將名下的900萬元存款和家中的高檔白酒、木雕等貴重物品轉移到他人家中。
接受組織審查后，吳亞軍自恃準備充分，要么閉口不答，要么以“想不起來”為由應付了事, 對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竭力狡辯，并以絕食方式對抗。
“他非常倔強，認為只要不開口組織就拿他沒有辦法。”調查人員回憶。吳亞軍違紀違法行為時間跨度長達19年，一些關鍵的證據已滅失、銷毀，調查難度非常大。
為此，調查組兵分三路。“通過銀行協助恢復交易日志，從數千條日志中逐一查找比對吳亞軍本人、親屬等關聯銀行賬號，并在銀行倉庫逐一尋找、翻閱原始憑證，逐步查清其資金流向……”扎實的外圍取證，為審查談話提供有力支持。
“組織對我進行了大量細致的調查，取得了詳細的第一手資料。就算耍盡伎倆，也終究逃不過辦案人員的火眼金睛。”在大量的事實和證據面前，吳亞軍終于認罪悔罪。他寫出近五千字的懺悔錄，深刻剖析其違紀違法的根源。
“煙草系統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產聚集，我長期集黨組書記、局長、經理三個職務于一身，受到的誘惑自然很大……一要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積極推動煙草專賣行政審批改革。”吳亞軍還針對當前煙草公司管理運作中的問題，撰寫了《關于整治“煙票”的建議》，希望以案為鑒，進一步規范煙草行業健康發展。
吳亞軍案發后，東陽市成立由市紀委書記為組長，煙草、市場監管、公安等部門相關負責人為成員的工作領導小組，開展“煙票”專項整治行動。并舉一反三，對全市國有企業開展專項巡察。
整治以來，東陽市開展聯合檢查30次，突擊檢查重點卷煙零售店400余家，現場查獲已開具未兌付“煙票”367張，查扣違規資金1900余萬元，關停取締卷煙零售店2家、停止供貨8家、批評教育40余家，立案查處17人。
同時，東陽市監委發放監察建議書，建議市政府收回新煙草大樓產權進行重新處置，并協助召開多部門會商加強跟蹤督辦，妥善解決13年久拖未決的煙草公司辦公場所安置問題，并挽回損失4700余萬元。（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代江兵 通訊員 方裕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