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中西文化交流橋上的搬運工，我在橋上忙碌一生，靠的是螞蟻啃骨頭的精神。

　　記得我小時候，常常蹲著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螞蟻，一看就是大半個小時。我看到的螞蟻都是急急忙忙，跑個不停，到處找吃的。而螞蟻找到塊頭比較大一點的食物時，那股拼死拼活奮力搬運的勁頭實在令人印象深刻。螞蟻雖小，能把骨頭啃下來，靠的就是它的執著與勤奮。

　　學海無涯，任何一門學問都是如此。我從事的學科是法國思想文化，它在整個西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和地位。在這里，有深沉的理想主義氣質、有充滿獨特個性的藝術創造，足以使我流連忘返。這既是專業的魅力，也是對投入者貢獻自我的要求與壓力。

　　對這樣一個學科專業，我以自己的中等資質不敢懈怠，不能不獻出自己全部精力與時間。不過，投入的同時，我懷著熱情與愉悅。如果有所收獲、有所拓展進而對學科有所助益、對大眾有所啟迪，其樂更大矣！具體到文學史、文化史研究，首先要知曉、掌握有關研究對象的大量素材。比如文學史中重要的文學事件、文學思潮和流派、重要作家作品，還有當時的歷史、經濟、社會、思想文化背景，都需要把握。通過學習獲得學問，是第一個階段。接下來，要對大量客觀材料進行研判，有自己的視角和見解。“識”有高下之分，甚至正確與謬誤之別。最后，進入運用層面，把自己掌握的課題情況和研識的結論表述得好，把外國的東西加以本土化，結合當前社會的需要闡述得更好、運用得更好。

　　巴爾扎克曾把自己稱為“苦役”，羅丹的《思想者》也是如此。我在工作中盡可能從難從重，以求產品扎實，切忌避重就輕，虛而不實。對“搭順風車署名”等不勞而獲的“美事”，宜慎戒之，要求自己保持勞動者本色。我主持多卷本書系的編譯工作時總要親自動手，編選一卷或翻譯出一卷作為“標本”，至少要提供新穎的編選視角、有思想閃光點且分量扎實的序言。有時叢書體量達到數十卷，也不會違背這一原則。比如“F.20叢書”囊括法國20世紀文學中幾乎所有名家名作。我為叢書近70本書寫譯本序，一支禿筆寫了約50萬字。

　　我除了要求自己不斷勞作，還很注重“產出”盡可能帶有創造含量，努力讓自己的學術研究切實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一點，我深受何其芳同志的影響。我信從這一學理，當條件允許時力求身體力行，而且多少做出一些事情。比如重新評價薩特及存在主義、重新評價左拉及自然主義、科學評價西方20世紀文學等。它們曾產生較大的文化學術影響，被時間證明起到了積極作用。

　　對于為文作評，我也力求有一點新意和創意，盡可能去陳言避套話。在知性上盡可能師法錢鍾書、朱光潛、李健吾等前輩學人，縱不能窮歷萬卷書，總也要達到“及格”水平：言之有理，言之有據，行文時有一兩個亮點、一兩處深度。天生無“才思敏捷”助我，這樣做雖不致有“苦吟”之窘迫，勞作的艱辛還是有一些的。但每寫得一篇還過得去的文章，勞動之后的酣暢與愉悅就構成了一種樂趣。這是我生活中最珍視的樂趣。

　　存在決定本質。“我思故我在”“我勞故我在”，這種存在方式帶給我兩書柜的勞績，好比幾根火柴棍綁在一起，多少有了一點硬度。這種存在方式也帶給我簡樸的生活習性、樸素的人生。活得實在、活得真實，在我看來是整個人生的真諦。我喜歡像羅丹的《思想者》那樣，沒有遮掩、沒有裝點，通過自己的文字，赤著膊臂面對這個世界。

　　這一生不斷勞作，我很高興。回顧來時路，我做的事情不外乎推石上山。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在不斷推石的過程中，享受每一步進展帶來的樂趣。但愿我所推動的石塊，若干年過去，經過時光無情的磨損，還能留下一顆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顆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前者呼，后者應，人文領域從來都是一個積累的領域。就像莎士比亞并不能取代但丁，而是給人類文化積存增加財富。那么，就讓我們繼續為人類文明添磚加瓦吧！

　　柳鳴九，生于193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出版《柳鳴九文集》（15卷）、《法國文學史》（三卷本）等著作、譯作40余部，散文集《種自我的園子》《巴黎對話錄》《友人對話錄》，編選組譯《薩特研究》《加繆全集》《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等，主編《盜火者文叢》（十卷本）、《本色文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