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師林語堂對反腐獨特的理解和看法，集中展現于《賢能政府》一文中。不過，林語堂給反腐敗開具的醫治“良方”是法家思想，并極力推崇韓非子的“峻法治國”主張，對提倡仁政治國的儒家則持反對態度。峻法治國以“性本惡”為預設認知前提，強調以法治貪，這在林語堂那里產生積極共鳴。
《賢能政府》中寫道：“韓非子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無疑，這種觀點與“法治之下沒有‘鐵帽子王’”等反腐強音一脈相承。他認為，古往今來，中國歷代反腐之所以鮮有積極性作為，與儒家仁政思想的優勝化長期熏染有關。
雖然，林語堂也曾高度肯定孔子的人格魅力與歷史人文貢獻，可在反腐消極化影響方面卻給予無情鞭撻，絲毫不留情面，甚至疾呼：“吾人已經繼續不斷地談道德的腐論歷兩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進國家……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所裨益，中國今日應早已成為天使圣哲的樂園了。”
按照林語堂的說法，中西方在反腐理念上存在著極其鮮明的差異，他對于趨同韓非子“峻法治國”主張的西方憲政制度持認同態度，對于深受孔子“仁政治國”思想影響的中國歷代“賢能政府”反腐模式則無置可否。
“中國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謂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賢能政府’。他們將照顧人民之權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們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權利交付于政府，便予以無限的信任。”林語堂說，“倘官吏貪污而無刑罰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貪污，實在是過于苛求人類的天性了”。
這種基于中國歷代政府與西方國家的反腐模式比較，不能不說有現實借鑒意義，但其只擇其一、余者不顧的主張卻也偏頗。推崇峻法、反對仁政的片面性在于其用割裂、靜止的眼光看待反腐課題，以為嚴刑峻法是醫治腐敗的唯一靈丹妙藥，此外無他。
其實，法治規范、道德教化的作用都在于確保“人心不死”，其社會功用均不可小視。“哀莫大于心死”，一個人如果思想頑劣、麻木不仁、玩世不恭，極易作出難以管控的出格與出軌行為；反之，一個人如若思想健康、樂觀向上、知恥知止，必然心存道德良知與法紀敬畏，為人處世必然不逾矩、不越軌。前者所需付出的社會管理成本必然事倍功半，后者則凸顯事半功倍。明太祖朱元璋懲治貪官污吏可謂夠威夠狠，最終也未能幸免于大明王朝在官僚貪腐中走向毀滅。
有人評價：“我們熟知的林語堂，是那個憑借一部《京華煙云》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文化大師，是那個‘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語言天才。”然而，大師也有自己不能通透的領域。（作者：福建省平和縣紀委監委宣傳部部長 張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