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林惠祥（1901年—1958年），又名林圣麟、林石仁、林淡墨，祖籍福建泉州石獅，新加坡歸僑，中國人類學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前，曾任廈門大學歷史社會學系主任、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教員、馬來亞檳城鐘靈中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廈門大學海疆學術資料館館長、南洋研究所副所長、人類博物館館長、廈門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廈門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任、廈門市人民代表、福建省政協委員。

林惠祥

　　堅退日籍回歸祖國

　　艱苦求學終有所成

　　1901年，林惠祥出生于晉江縣蓮埭鄉（今石獅市蚶江鎮蓮東村）一個商人之家。蚶江鎮臨海，是歷史悠久的對外商埠。當地居民素有對外蹈浪、建功立業的拼搏精神，林惠祥的祖輩亦不例外。鴉片戰爭前后，林惠祥的曾祖父前往臺灣經商，事業有成，家境殷實，然至其父林毓鑒時家道中落，僅為小商販，謀生艱難。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強占中國臺灣，強迫當地居民改隸日籍，林毓鑒及家人即被隸為日籍。

　　林惠祥自幼聰穎好學，9歲入讀私塾。因彼時閩臺間貿易常需用日語交流，望子繼業的父親將11歲的林惠祥送往福州，進入日本人創辦的東瀛學堂讀書。求知欲極強的林惠祥學習刻苦，成績常列全班榜首。15歲時，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東瀛學堂校長欣賞他的才學，欲引薦他去日本商行做事。因對日本侵略行徑深惡痛絕，他拒絕校長邀請后，轉入英文私塾學習，并很快考入以英文講授課業的青年會中學。第一學期結束，他考試即得全班第一名。然而，因父親生意經營困難，無法再負擔他的學費，加上他覺得學校教學進度太慢，遂退學在家自學。

　　1920年，林惠祥前往菲律賓謀生，在一家米廠內任書記。1921年，他從報紙獲悉愛國華僑陳嘉庚捐資興辦的廈門大學可為入讀學生免除學膳費用，當即渡海回國，考入廈門大學成為一名預科生，一年后正式進入該校人文科社會學系學習。學業優異的他大學期間曾兩獲甲等獎金，還曾兼廈門中華中學史地教員。期間，他經多方努力毅然退出日籍，復原為中國國籍。

　　1926年，林惠祥以優異成績從廈門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后被聘為廈門大學預科教員。作為廈門大學最早的文科畢業生，他的畢業證號為廈門大學第一號。出于對人類學和考古工作的興趣，此后一年時間，他除登臺授課外，還積極參加學校考古文物展覽會的籌辦工作。

　　1927年，林惠祥進入菲律賓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師從美國知名學者、精通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拜耶教授。求學期間，由于沒有獎學金，各項費用需自己承擔，為省錢讀書，他時常以冷水配面包度日，生活十分艱苦。因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一年后他獲得該校人類學碩士學位。

　　1928年，林惠祥回國后，被“大學院”聘為特約著作員，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又出任民族學組助理研究員，成為“院長”蔡元培最為器重的中國民族學田野調查學者。

林惠祥時常冒險進行田野調查

　　二度赴臺田野調查

　　研究高山族第一人

　　1929年，林毓鑒病逝臺灣，林惠祥化名林石仁，裝扮成商人跨海前往臺灣奔喪。料理完父親后事，他深入臺灣島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一個多月的行程里，歷經艱難險阻，甚至險些喪命。在臺灣東部考察時，他冒險蹚過齊胸深且湍急的溪水；在臺灣中部濁水溪調查時，他深入分散于崇山密林的村社中；為了取得文化標本，他購得樟木制作的獨木舟一艘準備送出山，途中險些因“舟重杠斷”而失事……

　　在臺灣期間，他認真調查了臺北圓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和高山族文化遺俗。回到上海后，他很快寫成《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書，于1930年出版。這是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也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文化的著作。而他也成為我國調查研究臺灣高山族第一人。同年，他回到廈門大學擔任歷史社會學系主任、教授，進入學術研究的黃金期。

林惠祥在制作高山族人像模型

　　1934年，林惠祥的專著《文化人類學》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被列為大學通用教材的人類學專著。同年，他在廈門大學西側頂澳仔住家二樓，創辦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籌備處，將自己歷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連同華僑、熱心人士捐贈的文物一起陳列，供校內師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參觀。

　　1935年，為深入研究臺灣高山族，豐富籌備中的人類博物館標本文物，林惠祥化名林淡墨，裝扮成教會學校教員，利用暑假期間，自費再到臺灣進行田野調查。這次赴臺行程雖只短短兩周時間，但他仍有不小的收獲，不僅搜集到刀、槍、弓、箭、衣飾、雕刻及石器等文物標本數十件，還去臺北圓山的貝冢，發現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錛和有肩石斧等。

　　1936年，林惠祥另一部力作《中國民族史》出版。該書是當時中國民族學專著中最完整詳盡的一部著作，受到國內外民族學界的重視與引用，對后世的中國民族史研究影響深遠。此外，他還先后出版《民俗學》《世界人種志》《神話論》等專著，為奠定中國研究人類學有關分科基礎作出重要貢獻。

　　1937年夏天，林惠祥自費到閩西考察，發現龍巖武平縣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印紋陶等文物。這是我國東南地區最先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他從武平新石器時代文物的研究中，推斷石錛、有段石錛和印紋陶，是東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遺物，具有我國東南地區古文化的特征。這些新見解，為他后來的考古發現所證實，也得到其他考古學家認可。

　　檳城發起“寒衣捐”運動

　　支持祖國抗日戰爭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沿海諸港情形危急，廈門也危如累卵。為了使人類學標本、文物免遭敵手，同年秋天，林惠祥攜帶精心收藏多年的人類學標本、文物、圖書等資料，舉家移往香港。在港逗留數月，正在盤算下一步遷往何方時，他接到前往新加坡參加第三屆遠東史前學國際大會的邀請。

　　1938年1月，他在會上宣讀《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詳細闡述了“中國南方史前民族及文化與南洋的關系”，轟動全場，引起國內外同行對華南史前文化的強烈關注。也正是這次新加坡之行，使他獲得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教員聘約，隨后舉家遷居新加坡。

　　林惠祥在南洋女子中學任教員時，雖然生活環境困苦，但他仍堅持進行考古和民族問題研究，先后撰寫了《馬來人與中國東南方人同源說》《南洋人種總論》等論文，成為中國研究南洋人種和南洋考古的開拓者和倡導者之一。

　　1939年，林惠祥接到馬來亞檳城鐘靈中學校長聘約。他在上任后立即著手聘請名師，修訂校規，銳意改革，深受師生好評。彼時，正值南洋抗日救亡工作不斷深入之際，他領導全校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救國活動，不僅帶頭將自己任教的第一個月薪水全部捐獻出來，還號召同學和周圍民眾一起捐款，支援祖國抗戰。他鼓勵學生投身抗日工作，經常在學校作抗日形勢報告，揭露日軍侵華暴行，介紹中國軍民浴血奮戰事跡，激發學生的抗日積極性和救國責任感。

　　眼看凜冬將至，林惠祥得知國內抗戰士兵極缺寒衣，遂在檳城發起“寒衣捐”運動。1939年，徐悲鴻到新加坡舉辦籌賑畫展，林惠祥撰文宣傳予以支持，兩人由此相識。為了發動更多人投身“寒衣捐”運動，林惠祥向徐悲鴻索畫作為“寒衣捐”的獎品，得到了徐悲鴻全力支持。據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9月至1940年12月，南洋華僑捐獻棉衣700余萬件、夏裝30萬套、軍用蚊帳8萬頂，另捐冬裝款400萬元。

林惠祥辦公室掛著徐悲鴻親筆題贈條幅

　　在林惠祥主持下，鐘靈中學成為當地抗日宣傳的重要基地，不僅是南洋出抗日英雄最多的中學之一，還是南洋回國投軍和服務抗戰人數最多的中學之一。學校華僑學生中不少人后來加入共產黨，或成為抗日骨干分子。有些學生被英國殖民當局盯上，英國殖民當局派人進校抓捕，林惠祥據理力爭全力保護。有些學生被捕，他不但親自與警方交涉放人，還利用聲望發動華僑營救被捕學生，不少抗日進步學生因此得到保護。因籌賑事宜和保護抗日進步學生，鐘靈中學董事會迫于壓力，于1941年3月解聘林惠祥。

　　堅守氣節落難務農

　　寧死都要保護文物

　　無奈之下，林惠祥回到新加坡。由于沒有固定職業和穩定收入，他和家人生活艱難，長期忍饑挨餓，妻子也因饑寒交迫成疾，無錢求醫買藥于1941年秋天病逝，一幼子也因貧病交加不幸夭折。同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緊接著日軍開始轟炸新加坡，他手抱幼女，帶著一家老小四處躲避飛機轟炸，有時露宿街頭狀如乞丐。

　　由于抱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林惠祥不愿意到日據機構做事，多次陷于失業境地，生活極為艱苦。有熟人知道他懂日語，要介紹他去日本組織的“華僑協會”任日文秘書和翻譯，或到日本人辦的《昭南日報》社任職，他都予以拒絕，并表示只為華僑華人代寫營業文件或被拘押申辯書，不赴官署及訪日人。新加坡日據官員曾慕名邀請他去工作，他一概充耳不聞或堅辭不就。日據當局興辦學校，一位日本教官到他住處，要請他去任教，同樣被其回絕。

　　林惠祥的女兒林華明回憶全家在抗日期間的經歷時說，由于擔心再被糾纏，父親索性把家搬遷到偏僻的鄉下后港。后港距市區十公里，他在那里搭寮墾荒務農，栽種糧食、蔬菜，甚至當起地攤小販，生活困頓。“父親就這樣艱苦煎熬，不肯屈服。他曾說，若再拖半年，恐怕這條命就熬不過去了。”林華明說。

　　日軍占領新加坡期間，林惠祥冒著生命危險，千方百計保護自己長期收集保存的圖書、文物不落入日軍手上。有一次，日本憲兵無理搜查他的住宅。彼時，他家里收藏著一箱古代武器（其中有多件日本武士刀），若被搜出恐有性命之危。面對強暴，他始終毫無懼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躲過一劫。

　　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而改節。林惠祥的兒子林華水回憶，在落難務農期間，有位歐洲學者愿以高價收購他保存的文物，被其拒絕。親友中有人對父親“身無分文”還“絕不出賣一件文物”的原則很不理解，以致鬧翻了臉。在并肩抗日中相識相知的畫家徐悲鴻，對林惠祥崇高的民族氣節甚為敬佩，曾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條幅以贈之。

　　抗戰勝利后，林惠祥參加陳嘉庚主持的有關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會活動資料的整理、編輯工作，協助整理出版刊物，并參加陳嘉庚所著《南僑回憶錄》《大戰與南僑》 等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直到1947年，他攜帶自己收藏的全部文物、圖書回國，任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捐財捐物傾其所有

　　創建人類學博物館

　　在中國創建人類博物館，一直是林惠祥的理想。新中國成立后，林惠祥理想得以實現。

　　1951年，林惠祥將自己數十年收集的幾千件從石器時代到近代的人類學文物和圖書全部捐獻給國家，并建議設立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1953年3月16日，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正式開館，徐悲鴻特地為博物館題寫館名。如今，該館不僅在中國及東南亞享有盛譽，而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為國際著名博物館之一。

　　受陳嘉庚傾資辦學的影響，為了創辦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林惠祥可謂傾其所有。據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所攝制的一部宣傳片介紹，林惠祥捐獻文物的價值，可以億元計算。博物館初創時期，人手少經費緊，身為館長的他常用自己的工資為館里添置文物，家里甚至出現到了月底沒錢買米的窘況，連買菜有時也是賒欠的。1956年，他把自己家的一棟樓房捐給了學校，那是他用稿費建造的唯一棲居之所。

林惠祥（左一）與陳嘉庚一起研究創辦廈門華僑博物院事宜

　　為了節省經費，博物館里幾乎所有模型、展柜都是林惠祥親自設計、監制，甚至制作的。有一次，他和一位技術員用黏香末雕塑從猿到人進化的模型，其中爪哇猿人就是他個人的杰作。在雕塑這尊猿人時，他既是模特，又是雕塑師。他脫掉上衣，一邊手持木棒，不時使勁使肌肉凸起，一邊對著鏡子，親自動手塑造模型，一張相關老照片保存至今。他還常常和工作人員一起俯身地上，制作立體地理模型。

　　在人類博物館的陳列室中，陳列有原始社會和古人類復原模型，以及世界多地不同民族各個歷史時期的人類學標本、文物、模型，其中尤為特別的是新中國成立前，他在臺灣調查收集的一批石器和少數民族文物，為臺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已故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第二任館長陳國強回憶，林惠祥在任時，經常到博物館親自為參觀者講解，為博物館寫“陳列品說明書”。他用的稿紙，常是已經用過一面的廢紙，還把自己的家具拿到學校供辦公用。他常對館內人員說：“我們應當一個錢當兩個用，少用錢多工作。”

　　其實，創辦博物館只是林惠祥為發展人類學計劃的第一步，他在一份建議書中曾提到，將來待條件成熟，可以在博物館基礎上再辦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系，建立起系、所、館的完整體系。1984年，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廈門大學在人類博物館的基礎上，設立人類學系和人類學研究所，實現了他的遺愿。

　　1958年2月13日凌晨，林惠祥剛完成論文《有段石錛》的英文摘要，不幸突發腦溢血離開人世，骨灰安放在廈門大學校園內。在31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從1927年發表第一篇論文算起），林惠祥為后人留下了18部專著和70多篇論文，可以說是創造了學術奇跡。他的這些論著，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類學知識的寶庫，為我國人類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專家點評

　　施雪琴（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

　　林惠祥是中國文化人類學、臺灣民族志研究、南洋考古學、民族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他不畏艱辛，兩度赴臺，開展臺灣民族學田野調查，深入研究臺灣土著民族文化，撰寫了《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系列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文化的著作；他撰寫的《文化人類學》，是第一部被列為大學通用教材的人類學專著；他撰寫的《中國民族史》，受到國內外民族學界的重視與引用，對后世的中國民族史研究影響深遠。他還先后出版《民俗學》《世界人種志》《神話論》等專著，為中國人類學相關學科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他還廣泛涉足南洋民族學、考古學研究領域，撰寫了《馬來人與中國東南方人同源說》《南洋人種總論》等論文，成為中國研究南洋人種和南洋考古的開拓者和倡導者之一。

　　林惠祥不僅在學術領域成就斐然，影響深遠，其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與愛國精神也成為中國學者的典范。他青年時期就毅然退出日籍，回歸祖國；抗戰爆發后，在其流寓新馬、任教南洋華校期間，他不僅拒絕日本人提供的工作職位，而且還帶頭捐獻薪水，號召民眾捐款，發起“寒衣捐”運動，鼓勵華校學生投入抗日救國運動，支援祖國抗戰。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無論學問與人品，林惠祥都不愧為中國學人的楷模。斯人雖逝， 但其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與愛國品質在今天仍然閃爍著璀璨的光芒，永不褪色！

　　來源：泉州市紀委監委、市委統戰部、市僑聯、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市海外聯誼會

　　泉州晚報記者 許文龍 通訊員 陳偉鵬 葉錦燦/文 石獅市博物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