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釗教授在總結中國近現代以來文字學研究的學術史時曾經寫道，“李學勤涉獵面廣，學問淵博，在甲骨學、青銅器研究、戰國文字、秦漢簡帛、文化史、先秦史諸多方面都深有造詣”。秦史和秦文化研究，在李學勤先生所進行的學術探索中只占非常有限的比重。盡管如此，他的學術關注，往往對學界有所引導。他的考察方法，往往對學界有所啟示。他的創新識見，往往大大提升這一研究方向的總體水準，不僅在若干研究專題占據著學術制高點，有些認識將長期對秦史與秦文化研究的推進發揮引領和指導的作用。
秦文物研究的先行者
對于秦史的總結，有學者走出了自早期秦史開始追溯，而并非僅僅考察秦王朝史、秦帝國史的學術路徑。這一學術認識，其實李學勤很早就已經付諸實踐。
早在20世紀50年代，李學勤就對秦國器物多有關注，發表了《戰國時代的秦國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8期）這樣的專門研究秦器的論文，此后又在《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中，對易縣和長沙出土的兩件秦戈有所補論。《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文物》1960年第7期）一文，則根據對原器的目驗，補正了對秦始皇四年呂不韋戈題銘的釋讀。在《關于東周鐵器的問題》（《文物》1959年第12期）一文中，他贊同不以《詩·秦風》的“驖”字作為鐵器出現之證，并從文字衍變的角度進行了說明。這樣的論點，體現了學術上的高度清醒。
發表于秦史研究熱潮剛興起之時的《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年第9期），是一篇學術內涵極其豐厚的論文。對新出秦器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并且通過這些材料“分析秦與東方各國文化的異同”，對過去著錄的秦國文物，也提出了新的認識。文中所分別論述的專題包括：一、不其簋與秦早期歷史；二、春秋前中期秦器的序列；三、中山鼎與平安君鼎；四、秦郡縣造兵器的新發現；五、論秦咸亭陶文。
在《北京揀選青銅器的幾件珍品》（《文物》1982年第9期）、《論河北近年出土的戰國有銘青銅器》（《古文字研究》第7輯）、《〈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選釋》（《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等論文中，李學勤也論及秦器。《談文水出土的錯銀銘銅壺》（《文物》1984年第6期）一文所討論的銅壺，雖然是一件燕器，然而出土于秦代墓葬中，據推定，大概“是在秦向東方發展過程中流落到秦人手里的”，因而也與秦史有關。其他如《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3~14期）、《秦孝公、惠文王時期銘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2年第5期）、《最新出現的秦公壺》（合著，《中國文物報》1994年10月30日）、《秦懷后磬研究》（《文物》2001年第1期）、《“秦子”新釋》（《文博》2003年第5期）、《論秦子簋蓋及其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等，也都以真知灼見，推進了秦史與秦文化的研究。
《戰國秦四年瓦書考釋》（《聯合書院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記秦廿二年石臼》（《秦漢研究》2007年）等論文，對于學者較少討論的其他材質的文物遺存也進行了認真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見。關于石鼓文的年代，以往存在多種認識。他指出，“與石鼓有關的《秦風》云‘游于北園’，‘北園’據出土陶器知在今鳳翔，這對判斷石鼓原在地和年代提供了新的線索。看來，石鼓大約為春秋中晚期的作品”。這樣的判斷，是有說服力的。
《西漢金文中的咸陽》（《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通過對一件西漢青銅器的研究，澄清了有關秦行政地理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涉及地名移用的人文地理規律，對秦漢北邊的開發史，提供了新的文物信息。
對于作為秦史重要物質遺存的秦器的研究，李學勤有突出的學術貢獻。他尤其善于將出土文物、傳世文物和海外流散文物進行綜合研究，其科學識見為許多學者所不及。
二十世紀末涉及秦史與秦文化研究的新的文物資料的發現，以秦封泥和秦玉牘最為引人注目。對于這些新的文化信息，李學勤有《秦封泥與秦印》（《西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秦封泥與齊陶文中的“巷”字》（《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8輯）、《秦玉牘索隱》（《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等論文發表。關于秦封泥研究較新的論說，又有《秦封泥（官印）文字書法藝術集評》（《書法》2017年第10期）等。
李學勤的秦文物研究，并不是簡單地就器論器，就文物論文物，而總能夠通過器物研究透視當時的歷史現象和文化存在，所提出的認識，都增進了我們對文明史的總體理解。而秦人的歷史創造、秦地的文化積累，也因他透徹的分析和全面的評價而得以說明。他不同意“考古學的收獲僅僅代表歷史上的物質文化”這一觀點，指出“被稱為鋤頭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所得（除出土的古代書籍外），固然都是物質的東西，可是這些物質的東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開的。無論是建筑遺址，還是墓葬發現的各種器物，都寄托著古人的思想和觀念，通過這些物質的東西，可以看到當時的時代精神”，“各種工藝的變化，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遷”，“即使墓葬本身，也明顯地體現著思想的變化”。這樣的學術理念，貫徹于他的研究實踐中，也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贊同。
秦簡牘學的引領者
在文物構成中，有文字的遺存保留了更為重要的信息。在紙尚未普及之前，簡牘是重要的書寫材料。正如李學勤曾經指出的，“簡牘所提供的史料特別豐富，尤其是律文，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異常寶貴。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處于開創階段，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秦簡牘是近年新發現的，其批數較楚簡為少，然而內容卻更有其重要性”。對于簡牘文書的研究，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從《談近年新發現的幾種戰國文字資料》（《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期）起，歷時60余年，尤其是對秦簡牘的研究，創獲尤為顯著。他的發明和貢獻與對中青年學者的指導起到了學術引領的作用。
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竹簡1155枚（另有殘片80片）。這是第一次發現秦簡，其內容之豐富，為研究當時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前所未見的寶貴資料。李學勤發表的《云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很快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云夢睡虎地秦簡出土之后，全國集中了一批著名專家學者進行整理，1978年《睡虎地秦墓竹簡》平裝本出版，19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將10種簡牘資料全部收齊，包括全部照片、釋文、注釋，其中6種并附有語譯。平裝本和精裝本均由先生定稿。歷年來，研究睡虎地秦簡的論著已經出版、發表多種，秦史研究也因此出現了新的面貌。李學勤關于睡虎地秦簡的研究成果，有《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云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秦律與〈周禮〉》（《溫州師范學院學報》增刊《孫詒讓紀念論文集》）、《竹簡秦漢律與〈周禮〉》（《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睡虎地秦簡中的〈艮山圖〉》（《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時分與〈吳越春秋〉》（《歷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4期）、《〈日書〉盜者章研究》（《慶祝饒宗頤教授75歲論文集》）等多種。他關于睡虎地秦簡研究的若干論說，還被編入《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一書中。其中，《〈日書〉和楚、秦社會》一文在《日書》研究的學術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竹簡460枚。內容包括《日書》和有紀年的上報御史的文書兩類。同一墓中，還出土了用墨線繪在4塊松木板上的7幅地圖。李學勤在《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一文中發表了極其新穎的學術見解。他指出，簡文中有關死而復生的內容，可以看作志怪小說的濫觴，其年代較記述同類故事的《搜神記》早500余年。這樣的發現別開生面，大大擴展了古典文學研究對象，拓寬了研究者的學術視野，“甚至改變著我們以往對文學史的認識”。而秦文化的豐富內涵，又得以從一個新的側面向我們生動展現。
在前面提到的《時分與〈吳越春秋〉》一文中，李學勤是利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分一日為十六分的資料以及放馬灘秦簡關于十六分生子性別的內容，來研究“時分”問題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的結合考察，也有啟示性的意義。
1979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戰國秦墓出土2件木牘，其中1件正面寫有以秦王詔令形式頒布的法律，背面為與該法律有關的記事，共計121字。其中關于田制的內容，李學勤發表《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予以討論。對“田廣一步，袤八則”的理解，是解讀青川郝家坪秦牘的關鍵。他在此文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時所作附記中說：“在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一文中，我們已接受‘八則’即二百四十步之說，并引張家山漢簡加以證實。此次拙文重新刊印，就把有關部分削正了。”對于“則”字的認識，他在沒有看到阜陽雙古堆的資料時已經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使諸多研究者深感佩服。
1989年，湖北云夢龍崗秦墓出土竹簡150余枚、木牘1件，內容包括《禁苑律》等。就這一新資料，李學勤亦有《云夢龍崗木牘試釋》（《簡牘學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面世。
湖南里耶秦簡發現之后，李學勤到長沙參與學術研討，因里耶秦簡遠遠超過此前國內所出秦簡的總和，且內涵豐富，可以增進對于秦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等各方面的認識，對其意義有“21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評價。《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一文，也對里耶秦簡的研究起到前導的作用。相關介紹，又有《眉縣青銅器、里耶秦簡的內容及其文字學價值》（《中國書畫》2003年第5期）等。
先生主編的《簡帛研究》和《出土文獻》已經出版多輯，為簡帛學界普遍認可。這樣專門的簡帛研究學刊的出現，無疑有益于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其中發表的關于秦代簡牘的研究成果，自然受到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的關注。
《東周與秦代文明》：秦史與秦文化研究的學術經典
李學勤所著《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91年），由侯外廬先生題寫書名，是第一部全面科學研究和總結秦物質文化史以及相應的精神文化史和制度文化史的學術專著。這部書經美國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審譯，英文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列為“中國早期文明叢書”之一，于1985年出版。
《東周與秦代文明》的面世，明顯將秦史和秦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學術水準。該書把東周時代列國劃分為七個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應當說，這是符合歷史真實的東周文化區域的科學劃分。作者對于秦文化圈有這樣的分析：“關中的秦國雄長于廣大的西北地區，稱之為秦文化圈可能是適宜的。”他還指出，楚文化的擴展，是東周時代的一件大事。“隨之而來的，是秦文化的傳布。秦的兼并列國，建立統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后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這應當是對東周時期的秦與“統一后的秦”歷史文化非常合理的概括性記述。
《東周與秦代文明》1991年增訂本“新發現和新研究”一章中有一段話，李學勤錄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新版的《新版后記》文末：“東周和秦代考古發現和研究，正在日新月異地向前邁進，豐碩宏富的成果不是新補的章節所能容括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時機通盤改寫這本小書。”近年秦雍城、秦櫟陽、秦阿房宮、秦廢丘、秦咸陽樂府等新的考古收獲，實際上正在補充和更新先生的研究成果。秦始皇陵西大墓的發掘，秦東陵的發掘，也很有可能實現新的“向前邁進”。只是我們期待的先生的“通盤改寫”，已經不可能實現了。他后來主持清華大學藏戰國簡的整理和研究，并領導“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工作，成就卓然。而其中有些內容是涉及秦史與秦文化的。例如《談秦人初居“邾”的地理位置》（《出土文獻》2011年），《清華簡關于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等，對早期秦史即“秦人始源”與東方的關聯提出了有說服力的新證。
秦史有于西北窮僻地方立國，迅速崛起的歷史特點。秦國力迅速增強并最終實現統一，體現了歷史變革的急與烈。在該書“結論”中，作者說，“盡管學術界對這一時期的歷史有各種不同的認識和解釋，沒有人能夠否認，東周到秦代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期。”“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無不有極為明顯的變化。因此，要深刻地了解這個大時代，我們必須用變革的觀點去觀察其間的歷史脈絡。”他以四個方面的歷史演進為主脈，勾畫出這一歷史“變革”的基本動態：“在考古學上：由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過渡；在經濟史上：井田制的崩潰和奴隸制關系的衰落；在政治史上：從以宗法為基礎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在文化史上：百家爭鳴的繁榮和結束。”對于這一歷史“變革”的發生和演進，秦的文化表現與社會影響，作用至為重要。
在第一部分分論各區域文明遺存的內容中，“秦”和“統一后的秦”兩章所占篇幅相當多，在“社會等級”一章，也更多地運用了秦的資料。這些情形，都表明了對秦史和秦文化的重視和熟悉。作者指出：“東周和秦代的社會，有著嚴格的階級結構，但古代的階級是通過等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所以研究當時的社會階級，必須詳細分析繁密的等級制度。”結合有關秦史的考古發現，他分析了秦的階級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的性質，以為“必須重新描繪晚周到秦社會階級結構的圖景”。當時，“處于社會階梯底層的，是人數相當可觀的奴隸”，“秦律的隸臣妾還帶有較早的奴隸制的遺跡，沒有發展為漢律那樣單純的刑徒性質……不難發現秦以及同時的關東各國普遍使用刑徒勞力，和當時私家有大量奴隸有同樣的社會史意義”。在“結論”部分，他再次強調，“仔細分析，可以看出這種奴隸制和《周禮》的規定一脈相承。隸臣妾之類刑徒，恐怕不能用漢代以下對刑徒的概念來理解”。并指出秦與東方六國的差異：“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系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這些認識，是非常清醒的判斷，也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學術勇氣。
考察秦史，不能回避秦統一同樣具有的“變革”意義。李學勤指出：“秦的統一功業是不可以抹殺的。”秦的統一除了帝國疆域的擴張，政治格局的確定，行政效率的提高，管理水準的提升而外，“器械一量，同書文字”導致的經濟生活的方便和文化發育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書同文”的事業在漢初繼續進行，實際上到漢武帝時代才可以說逐步走向定型了。“經過這一轉折，漢代的文字和先秦文字差異相當大，以致那時的學者已難通諳先秦的文字”。對于古文字學的研究對象，一般地說，學界“以秦代統一文字作為下限”，這是因為“秦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上的一次大轉折”。秦的統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繼此之后，漢代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其影響，“范圍絕不限于亞洲東部，我們只有從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價它的意義和價值”。所謂“漢承秦制”之說，反映了秦漢這種沿襲關系。
可以說，現今從事秦史與秦文化研究的許多學者，大都得到過先生的學術指導。長期以來，他密切關注陜西、甘肅、四川文物考古事業的進步，往往不辭辛勞，考察秦史與秦文化遺址和考古發掘工地。每有涉及這一領域的文物發現，常常較早參與鑒定和討論，以新穎深刻的學術見解予研究者以有益的啟示，并且對文物的保護和進一步的研究、理解和說明，提出指導性的意見。
筆者在1984年曾經考察戰國秦漢武關道遺址，發現了應該是戰國秦經營的藍橋河棧道遺跡。回到西安后曾向正在西北大學講學的李先生匯報，他對此有重要的指導。先生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修訂本“新發現和新研究”中指出，“1984年，在陜西丹鳳西3公里的古城村進行調查，證實是戰國至漢代的遺址……一件殘瓦當有篆書‘商’字，說明當地就是商鞅所封商邑。這是一個有歷史價值的發現。”這樣的肯定和鼓勵，今天讀來依然親切。先生培養、教導、提攜的不同年齡層次的秦史與秦文化研究者，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已經成為這一學術方向的主力。而今后先生的無數后輩學生，都將為這一方向的學術進步，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作者：王子今，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