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名篇如《古文觀止》中許多佳作，蘊含著豐富的道德修養和廉政文化，這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愛蓮說》是北宋大哲學家周敦頤的名篇。其文雖短，卻字字珠璣；其核心是“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蓮簡單平靜，坦然優雅；心是蓮花開！讀完這篇名篇，我理解周敦頤寫這篇文章不是單純地贊美蓮花，而是通過描寫蓮花向世人傳達他的志向——像蓮花那樣，做人正直，不虛偽做作，做官廉潔，不同流合污，其意深遠。

　　周敦頤生活在北宋中葉，正是北宋王朝勢力貧弱、世風日下之時，那些封建士大夫終日賞花釣魚，沉溺于聲色犬馬之中，周敦頤目睹這種現象，十分感慨，于是寫下了《愛蓮說》。我喜讀《愛蓮說》，因此更崇拜周敦頤，其人如其文，官至大理寺丞，國子博士，卻為人正直，一生廉潔。因筑室廬山蓮花峰下小溪上，以營道故居濂溪名之，后人稱其濂溪先生，為理學創始人。他把蓮花比成一塵不染的君子，他就是封建官場中的君子。

　　《岳陽樓記》是宋朝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之傳世名作。全文短短四百字，卻把敘事、寫景、論理熔為一爐；特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兩句，警策世人。前者可謂是對國家社會的態度，后者則是修身，對自己的要求。

　　梁衡先生對《岳陽樓記》的政治財富和做人、為官的經典思想做了精辟的考證。做人要有獨立、理性、犧牲的人格精神——獨立精神即無奴氣，有志氣；理性精神即實事求是，按原則辦事；犧牲精神即為官不滑，為人不奸，不貪不要，不隨波逐流，拋卻個人利益，不患得患失。做官要有憂民、憂君的為政之道——憂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即為民辦事、為民請命和為民除弊。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憂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封建社會的“君”即是國；范仲淹的為國分憂就是不弄虛作假，敢犯顏直諫，大膽改革，付諸行動。

　　如何做人為官，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目標和準則。但不管什么目標和準則不外乎為私還是為公。孟子云：“古之人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現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善于天下。”我們應當以先賢仁杰為楷模，樹立良好的道德原則，特別是共產黨員應時刻牢記黨的宗旨，時常警醒自己，永葆共產黨的先進性。

　　《陋室銘》是唐代文學家劉禹錫的傳世短構佳作，它雋永綿長，構思新穎，采用托物抒情的方法，借助贊美“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簡陋居室，來表現作者不慕榮利，注重道德修煉的品性。

　　志存高遠，勤修立身“德馨”，是《陋室銘》的主旨。德為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為人處世的根本要求，更是當今有志者事業興旺的根本需要。作《陋室銘》時，劉禹錫雖貶為和州刺史，也是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地方實權人物，卻居于陋室，安貧樂道，并撰文頌詠之。我們雖然不知道陋室“陋”到什么程度，但可以想象它的簡陋程度是與刺史的身份不相稱的，室之陋，從一個側面體現主人身之潔、行之廉。

　　廉為德之本，貪是惡之源。勤修德養德，既是傳承民族優良傳統的要求，也是事業興旺的現實需要。而良好品德的前提，是必須知滿足、拒貪欲、守清正、保廉潔、養浩氣。清官廉吏，自古以來受人尊敬和傳頌，而貪官污吏，古今中外沒有幾個有好下場。作為新時期的領導干部，辦公樓（室）也是政德的一根標桿，而清廉則是標桿頂端的明燈，它既照亮干部前進的道路，又反射出干部的形象。

　　《醉翁亭記》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之散文名作。文中描寫了年事已高的太守與民同樂的一個生活片斷，呈現的是一派閑適快活、安詳和平的景象，作者感到心曠神怡，一切人世間的榮辱、煩惱都置之腦后，以至于忘了自己“飲少輒醉”，而醉態可掬。

　　歐陽修23歲起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盡心竭力協助范仲淹革新內政，結果卻遭到群邪所忌，革官貶謫。他的理想不能實現，而在貶于滁州太守之后，卻有了可喜的政績，這對于在仕途宦海中奔波勞碌數十年的歐陽修來說，是多么愜意的撫慰啊，而眼前的山水，又把他引入了一個恬靜的境界，但不是醉于酒，而是醉于眼前優美的景色和百姓安詳的生活。這兒，禽鳥因山林而樂，人們因太守游而樂，而太守則是因百姓樂而樂，他醉在優美的情境中。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必而寓之酒也。”這些佳句是太守與酒相逢，指點江山，暢談人生，怡然自得的大寫。《醉翁亭記》全文清晰自然，樸實無華，流露出作者為政有績的隨著流水、跟著彩云行走的自然心境，與民同樂的高度和深度，高度就是愛民之心，深度就是恣情于山水，超然物外的感情。

　　《出師表》是諸葛亮之名作。諸葛亮為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留下了“三顧茅廬”、“借東風”、“空城計”等許多佳話。在《出師表》中，諸葛亮肩負丞相之任、深懷托孤之情和憂國之心，表達了他對蜀漢政權的忠誠，并想以此來感動群臣，激發后主，完成先帝之遺愿。他“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他“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他還要“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此時的蜀漢，國力貧弱，后主昏庸，北方未定，可謂內外交困，憂患深重。此種情勢，要想匡復漢室，何其困難，這位兩朝老臣心里不可能不清楚。那么，是什么支撐著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是忠誠，是他為蜀漢政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赤膽忠誠。

　　（作者：三明市 寧江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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